“3月2日，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向成都市民云和合智解e调解平台申请调解。我选择了调解率较高的高新法院调解员王勇。经过他的反复沟通，才几天时间我与单位之间的纠纷就成功化解。我很感谢平台带来的便捷，维护了我们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高新法院的办事效率很高，令人赞赏。和合智解e调解平台是真正为百姓办事的好平台。”近日，成都市民邓先生向记者回忆了今年3月他通过“和合智解”e调解平台成功化解矛盾纠纷的案例。
近年来，成都市积极推进诉源治理，将矛盾纠纷就地解决，使“枫桥经验”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活力。成都中院推出的“和合智解”e调解平台，正是成都中院诉源治理工作的缩影。
诉源治理 创新实践新时代“枫桥经验”
四川法治报记者 赵文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各种利益纠纷日益凸显，大量纠纷成为诉讼案件。办案压力持续加大，法院司法供给和群众司法新需求不相匹配矛盾突出。基于此，2016年7月，成都法院在全国首先提出并开展这项新的改革举措——诉源治理。
将纠纷化解在诉前
近日，家住双流的的张先生因为工程款被拖欠等问题向对方索要无果后，来到双流区法院寻求帮助。在法院诉非协同“大超市”的诉讼与公证协同窗口，公证员接待了张先生。在充分了解相关情况后，公证员发现张先生等人有意愿偿还所欠款项，但需要黄某给予相应的宽限期，于是范斌便向双方建议通过办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样一来既节约了诉讼时间和成本，又能达到快速实现债权的目的。
“诉之于社会，同疾病与人体有着类似之处。矛盾纠纷的解决也遵循与疾病治疗相同的规律。若不及时医治，危害程度和治理成本会直线上升。”成都中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成都法院的诉源治理工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16年7月到2018年11月，由法院主推。第二阶段是从2018年开始，进入成都市委主抓。
据了解，“诉源治理”的推行有效地将纠纷化解在诉前。记者了解到，成都法院部署“诉源治理”具体包含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从深化基层社会治理的层面，避免和减少涉法纠纷的发生；第二个层次是从减少进入诉讼程序的层面，避免已出现的纠纷形成诉讼，促进纠纷向诉讼外其他解决方式有效和顺畅分流；第三个层次是从诉讼程序层面，通过各种诉非衔接的渠道，优质高效化解已经形成诉讼的纠纷。
借助多方力量调解纠纷
2018年5月1日，邓先生应聘到四川省某通信科技分公司（成都项目部）工作，约定工资为到手七千元且由公司购买社保，但工作后公司从未缴纳社保且2018年9月和10月工资一直未发，邓先生多次与公司沟通，公司却一直拖延。2019年3月2日，邓先生在“天府市民云”平台看到了“和合智解”，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提出了调解申请，选择了一位调解案件最多、成功率最高的调解员王勇。
调解员王勇第二天就联系了邓先生了解情况，随后又同四川省某通信科技分公司沟通联系多次，讲清楚公司不按规定缴纳员工社保的法律责任以及拖延解决矛盾可能会增加的仲裁或诉讼成本，该公司遂同意调解。王勇组织双方进行了远程视频调解，邓先生本来请求被申请人发放2018年9月至10月共计11290元工资，补交5月到10月共6个月社保，后经调解作出适当让步，最终达成调解协议。
帮助邓先生调解成功的“和合智解”e调解平台，是成都中院在2016年6月推出的多元化解纷平台。平台创立后，成都法院建设了“和合智解”智库，汇集全市158个调解组织和596名调解员，其中人民调解员300人；律师156人；专家学者55人；志愿者55人；五老调解员30人。
“和合智解”e调解平台自2016年6月6日上线以来，截至今年6月份，线上线下共开展咨询辅导47476人次，受理调解申请34476件，调解成功19944件，成功率57.85%。
除了和合智解平台，成都法院还积极延伸基层法庭职能，努力推动基层矛盾纠纷不出城乡社区。在乡村“熟人社区”，金堂、蒲江等法院助力培育“五老”调解员、说事评理员等民间新乡贤。此外，成都中院还主动对接职能部门和行业协会，大力推动道路交通、劳动、物业等大宗类案联动治理，共同搭建了专业化“一站式”的纠纷预防解决平台。
断纠纷于诉内
除了在诉前化解大量纠纷矛盾，成都法院大力提升案件办理质效。“我们坚持将诉源治理贯穿‘所有法院、所有案件、所有流程’的工作策略，狠抓内部‘二审、执行、涉诉信访’三大案源治理。”成都中院该负责人告诉记者，通过部署推进“刑事庭审实质化、民事庭审优质化、行政诉讼优化审”三项改革，完善立审执联动机制、案件繁简分流机制、探索内部各环节、各审理阶段、不同审级的纠纷化解梯次，实现案件分层过滤递减，尽力减少诉内“衍生案件”。
通过全市法院和各级各部门的探索实践，成都的“诉源治理”工作取得明显阶段性成效。2019年上半年，全市法院新收案件增幅持续下降。2019年，成都法院诉源治理经验开始在全省、全国推广。四川法院将诉源治理实质化运行确定为全省法院2019年的首推工作。
“诉源治理对于基层社会治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基础体系，是党政主导下社会治理的有机构成，强调多元主体参与和多方责任共担、多种机制共振和多样资源整合的过程，而非仅诉讼一种机制能成之事。”成都中院负责人告诉记者，在信息化时代，信息技术已成为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