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的世事变迁，40年的光辉历程，成都公安监管系统就像一面镜子，映照了时代的风貌。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时俱进的发展，国家权力、法律威严的充分体现，让成都公安监管人踌躇满志，奋勇向前。

　　

　　40年的历史维度，不仅记载了时代的变迁，更镌刻下了时代的印迹。王长俊一家三口就是在公安监管这方重塑灵魂的特殊战场上，用两代人78年的执着坚守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成都公安监管从“吃热、吃熟、吃卫生、吃够定量”到“依法、严格、科学、文明”管理的深刻变化。

　　

　　

　　走进成都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警营文化墙的电视屏幕上滚动播放着的“百年监管”视频，这让退休已8年有余的王长俊感慨万千。

　　

　　1976年，25岁的王长俊被分配到成都市看守所从事监区医务工作。那时的成都市看守所还延用的是清朝时期遗留下来的陈旧的监区硬件设施。当时监区内只有三名医务民警，王长俊是其中之一，他肩负着八、九十个监室，1000多名被监管人员的医疗救治工作。由于监区的条件有限，各监室内没有独立床位和卫生间，保暖措施较为单一，被监管人员每日排泄物也只能排放于各监室的“马桶”内，并在规定的时间一次性倾倒。较为简陋的生活条件使得监区内感冒、肠胃不适等疾病多发。当时的监室内没有智能报警装置，每天约100余名突发疾病被监管人员的诊治工作，全靠王长俊和同事们一天来回数十趟前往各监室反复巡查，收取就医报告、开具处方和配发药物。

　　

　　“以前监区的结构和现在不太一样，像个大四合院。被监管人员若突发疾病，很多时候会通过‘打电报’‘打传呼’，也就是在监室的风门口用大声呼喊的方式告知民警。为避免延误报病被监管人员的治疗，医务民警和管教民警通常会相互配合，频繁巡查各监室。就这样每天来回大概要走上好几公里吧。遇有夜间突发疾病的，那走得就更多了。” 王长俊回忆道。

　　

　　实际上，被监管人员夜间报病的情况不在少数。前一天值班的医务民警很少能在夜晚睡个整觉，值班第二天更没有补休。“以所为家”、“随叫随到”几乎是当时所有公安监管民警的工作现状。家住单位附近的王长俊便更是如此。从事监区医务工作的那些年，王长俊接触了许许多多的被监管人员。每天面对这样一群特殊的救治群体，王长俊觉得不仅需要为其医治身体上的疾病，还需要想方设法帮助其走出阴霾重树信心。

　　

　　曾力（化名），一名因涉嫌故意杀人案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被监管人员。王长俊接手管理曾力的治疗工作时，其二审已被判处死刑。面对这一结果，当时的曾力产生了极大的思想波动和情绪起伏，多次流露出悲观厌世的念头，一度对改造失去了信心，对于管教民警的思想教育更是无动于衷。在等待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期间，按照法律规定，必须对其加戴械具。长时期的械具穿戴，加之曾力极度不配合管理，其接触械具的脚踝部分曾多次出现了破皮感染。了解到曾力的情况后，王长俊多次到监室为其进行清创治疗。但陷在情绪里面的曾力言辞激烈，三番五次对王长俊破口大骂。“啥子难听，他说啥子。但是我不管，我是医生，我的责任是治病救人。” 王长俊说道。

　　

　　为了让曾力配合治疗，王长俊想方设法拉近彼此距离，一点点缓解曾力的抵触情绪。慢慢的，曾力与王长俊对视的眼神不再像以前那样陌生，也愿意积极配合治疗，并主动将心底的真实想法告诉这位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最美”警医。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下达了曾力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决定。被交付执行前，曾力对王长俊连鞠三躬。“谢谢王医生。若有下辈子，我一定做个好人！”曾力被交付执行前的话语，至今还时常萦绕在王长俊耳边。

　　

　　1998年，王长俊从医务岗位调整到了后勤岗位，负责被监管人员的后勤保障工作。那时监区的伙房设备还比较落后。较难控制火势的“老虎灶”，常常烟熏火燎的熏得人睁不开眼。多年后，当王长俊再次谈起这些经历时，仍感触良多。“那时候，我们的思想都很简单，也不觉得工作辛苦。想着既然干了这一行，就把它干好。爱人也从来不会因为我常年值班照顾不到家庭而责怪。”

　　

　　王长俊的爱人汪素琼也是成都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的一名普通民警。两人1978年登记结婚时，汪素琼依旧记得一间临时腾出来不到七、八平米的办公室，一张床，两把椅子，两床同事们合买的缎面被子便凑成了自己的婚房。5年后，成都市看守所翻新改造，汪素琼一家搬进了单位新建的宿舍大楼。住宿条件虽然得到了一定改善，但监区医务警力依然吃紧，王长俊长期值守岗位“回家难”的现状几乎没有得到改变。照顾家庭的重担就落在了汪素琼一人的身上。

　　

　　2001年，投资上亿元的“227信箱工程”竣工，成都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迁至新址，王长俊和汪素琼也一同到了新建的监管场所工作。

　　

　　

　　王长俊调至后勤岗位工作的那年，儿子王涛正好从成都市人民警察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分局刑警大队工作。在“5.12”地震时，王涛曾作为救援队成员跟随大部队随即前往都江堰市参入抗震救灾工作。2008年11月，干了10年刑侦工作的王涛最终说服父母，主动向组织提出申请，调回了曾经伴随自己一路成长的监管场所工作。从此，一家三口便开始并肩战斗在成都公安监管的战场上。

　　

　　王长俊说：“王涛是在监所里长大的孩子，从小就习惯了监管民警的工作方式。对监所的一花一草、一砖一瓦，王涛都很有感情，回到监所工作是他一直的梦想。我们希望他能好好干！”

　　

　　的确，王涛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从成都市拘留所到成都市看守所再到成都市强制隔离戒毒所，从管教民警到副大队长再到副所长，无论哪个岗位，王涛事事都尽力做到最好。幼年，耳濡目染父母踏实肯干、勤勉尽责的工作作风，如今都一一将其运用于工作之中，成功感化被监管人员的案例更是不在少数。

　　

　　2018年8月，时任成都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副所长的王涛收到一封来信，写信人正是他曾经管理过的被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李强（化名）。信中写道：“您像一位既严厉又和善的兄长，教诲我，帮助我，关心我生活的点滴，包容我的缺点，监室里的很多人都说你像大哥……”信中，曾经桀骜不驯的监室“刺头”不吝感谢之词，深深的表达着自己对如父如兄的王涛的感激之情。

　　

　　时间倒退到2017年4月。李强因吸毒成瘾被送入成都市强制隔离戒毒所进行强制隔离戒毒。从天南海北的演出不断，被成千上万粉丝封为“歌神”到被人瞧不起的阶下囚，现实与梦想的巨大落差让李强无法接受。挑战监规、对抗管理，几乎成了新入所时期李强 的“身份标签”。怎样才能改变这个抵触管教的“坏小孩”呢？王涛极力尝试从各种办法中获取答案。

　　

　　为了走进李强的内心世界，王涛尝试着用不同的话题与他交流，鼓励他抱着希望勇敢向前看；了解到李强身体不适，王涛第一时间放下手上的工作，为其找来监区医生查看；入所后的李强，几乎断了与家人的联系，没有了生活来源。王涛得知此情况后，就及时为其领来衣被，在生活上适当予以照顾，尽最大努力给李强温暖。不管李强有没有回应，王涛都认真的做着自己该做的一切。水滴石穿，磐石也动容。慢慢的，李强感受到了这位管教干部给予他的“人情味”。

　　

　　在王涛看来，人和人都是平等的。被监管人员也有自己的经历和苦衷，他们只是一群很需要帮助的人。王涛耐心细致的教育感化终于奏效了。李强重拾信心，变得听管服教，更积极主动参加所上举办的系列禁毒宣传活动，在强制隔离戒毒人员中形成了良好的正向引导氛围。2018年8月，因表现良好，李强被提前解除强制隔离戒毒期限。出所后的袁某带着一腔感恩之情，加入了社区禁毒志愿者队伍，并积极参加公安机关举办的各类禁毒公益宣传活动。“坏小孩”蜕变成了“好青年”。

　　

　　“父母干了一辈子的监管工作。他们能做好的，我也不能差。”王涛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时刻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牢牢守住监所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这些监管工作的第一要义根植于每一位公安监管人的心中，更是王长俊夫妇教予儿子王涛不敢忘记的使命。

　　

　　传承，是发乎于心的承诺

　　

　　半晌时间，王涛带着父母走遍了成都市看守所的各个岗位。修葺一新的监区通道、较为完善的监区技防系统、半自动化的后勤保障配置以及更加规范化的监区医疗卫生保障，监所的众多变化让王长俊夫妇欣喜不已。

　　

　　“退休这么些年，经常听王涛说起监所的各种变化，很骄傲、很感慨。” 极简的话语，却难掩王长俊与汪素琼内心的激动。夕阳西下，国旗猎猎。走出成都市看守所大门，看着成都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上空迎风拂动的国旗，年逾花甲的王长俊与汪素琼想起了自己的曾经。

　　

　　“我宣誓：我志愿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献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每一名公安民警入警时都要举起右手，对着鲜红的国旗宣誓，右手代表的是心，是发乎于心的承诺。78年，王长俊一家守住了承诺，更不断延续着“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初心。

　　

　　（涂晓慧 四川法制报记者 陈博 文/图）